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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6日,上海重阳投资合伙人舒泰峰对话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,就“政策新“三支箭”齐发 财富预期是否逆转? ”探讨,详情>视频直播

有人说,十年五十万亿的债务是否过高。李迅雷表示,我计算过,如果从明年开始每年发行五万亿,到2034年,十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%。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2%,加起来为47%,与美国联邦政府120%的杠杆率相比,还是较低的。加上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,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,按照2035年200万亿GDP的水平计算,大约是GDP的120%,这是可以接受的。

部分发言实录:

过去,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大量农民工进城,拉动了制造业的迅猛发展,进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,带来了巨大的需求。然而,现在城镇化进程放缓,老龄化进程加速,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问题。

2021年,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转折点,意味着房地产长周期的上行阶段结束,进入了下降阶段。在这种背景下,政策力度需要加大。去年11月,我发表了一篇文章,标题为“中国经济收缩的腾出效应,如何应对”,强调了乘数效应的重要性。我们不能刻舟求剑,当前经济数据看似不错,例如2023年一季度数据表现良好,疫情恢复后消费恢复性增长,GDP增速高,出口表现良好,但这实际上高估了经济反弹的力度。

从去年二季度开始,经济增速开始回落,尤其是名义GDP远低于实际GDP,显示出经济收缩的迹象。一旦经济收缩,其承受效应会逐渐显现。就像房子漏水,你可能只注意到一个地方,但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问题。这种效应会不断扩散,导致趋势不断加强,产生负向的乘数效应。

要遏制这种负向乘数效应,政策力度必须超预期,必须主动。仅仅发行一万亿特别国债是不够的。至于是否需要五万亿,是多还是少,我认为可以先实施,如果今年过多,明年可以适当减少。但一定要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。

有人说,十年五十万亿的债务是否过高。我计算过,如果从明年开始每年发行五万亿,到2034年,十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%。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2%,加起来为47%,与美国联邦政府120%的杠杆率相比,还是较低的。加上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,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,按照2035年200万亿GDP的水平计算,大约是GDP的120%,这是可以接受的。

中国政府的实力雄厚,政府名下的资产规模超过日本、美国和欧盟的总和。即使增加杠杆,我们也有非常强的支付能力。有人问,这不是让我们享受,让子孙后代承担我们的债务吗?我认为这是副作用问题。一年的GDP为200万亿,整个债务50万亿并不算多。政府积累的资产规模巨大,中国的高铁占全球总里程的70%,高速公路占45%,地铁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已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。

在政策方面,我认为每年五万亿的债务应该加在中央财政扩张上,因为地方政府负债较重,杠杆空间有限。日本中央政府的杠杆水平为250%,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的杠杆水平较高,地方政府杠杆水平不高。因此,中央政府的信誉好,发债利率低,融资成本低。我的建议是,五万亿中的两万亿用于替换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,一万亿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,另外两万亿用于促进消费。

当前,我们面临的消费降级和零售总额增速下降的问题迫在眉睫。通过简单的方法短期内拉动消费至关重要。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,如上海发放五亿元消费券。

在财富和资产配置方面,我认为长期趋势比短期波动更重要。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、高震荡的时代,贫富差距扩大、地缘政治和大国争斗等问题将导致经济结构扭曲。黄金和比特币等资产的走势较好,代表长期趋势。我们需要有逆向投资的思维,但长期来看,更需要有估值的推理,避免看错方向。

当前,中国面临资产荒和资产荒并存的现象。股票作为高风险资产,大家都不想持有,而国债等低风险资产受到追捧。这种现象不太好,因为如果大家的风险偏好下降,谁也不愿意投资高风险资产,这将导致经济缺乏活力。我们需要政策来刺激经济,提高大家的风险偏好,促进投资和消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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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石秀珍 SF183